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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学期我的计算机网络课有个项目是需要小组完成的。当初找小组队员的时候，我有意找了之前没有接触过的当地人一起合作，结果找到了现在的伙伴。当时我其实很紧张，那人正好在课堂上坐在我左边，一幅阴沉的样子，也不怎么说话，与其他当地人相比显得不那么活泼。我当时打定主意，姑且一试，如果他已经与别人合伙了就算了。于是在下课后就鼓起勇气去问他，结果他还没有与别人组队，于是我们两人，再加上后来的一位中国人，小组就这么成了。

出乎我意料的是，开始时我觉得可能和这人不是很容易打交道。而且因为语言原因，我可能会和另外一位中国人走的更近一些。但结果却恰恰相反，由于任务分配的原因（中国人写比较简单的客户端，我和当地人写服务器端），所以从开始时我们就好在一起讨论。而且中国人上自习的地方不是我一贯的地点，反而当地人容易在我这附近上自习，所以我们也容易见面并讨论问题。后来中国人被诊断出H1N1疑似，很长时间不能到校，项目的绝大多数任务都是由我和当地人完成的，所以到最后来说，我反而和当地人说的话更多一些。

从项目开始是我就开始想，为什么我一开始觉得比较冷漠的外国人，其实是非常好说话的呢？基于这一点，我又想起了我在加拿大两年多来观察到的一些事实。比如在校园里见不到人斗殴，而在国内不管是我身边的人还是从媒体上听说的，这种情况都屡见不鲜。还有就是当地人的基本的礼仪，比如说如果你在出门或进门时知道有人跟在你后面出入的，要为后面的人扶住门。有的当地人做的都有点让我觉得夸张了，我离门口有将近十米对方还是扶着门等我。我身边的一些中国人人对此甘之如饴，并且也同样这样做，但也有人还是我行我素。有一次就是一个中国人，他有一节课就坐在我身边（因此我相信他绝对认识我），有一天我们去上课的时候，正好他走在我前面，穿过们的时候我们距离也就两、三米，他就这么过去了，非常冷漠。我之前对他印象就不怎么好（之后可能专门写文章讨论），经过那次之后就更讨厌他了。

我在国内上大一的时候，当时的室友有一次从网上下载到了一段某个电台的录音并放给我听。内容是在某地的一个观众可以打电话进去与主持人交流的节目里，有个在中国的日本人打了进去，说是想念一篇自己的文章。文章里说了他作为一个日本人看不起大多数中国人，因为他们没有教养，文化水平低。在与主持人争论的过程中，他反复强调了日本同龄国民接受大学教育比例有70%，而中国则远远低于这个水平。后来据说是因为电台主持人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被开除了。当时我室友听的义愤填膺，并从网上找了不知道谁做的什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之类的音乐flash来看，并找了一些中国人在体育之类的项目上击败日本人的录像来安慰自己，说是“解气”。我当时想到的是如果我们的国民都像这个样子执着于一些这样的问题的话，甘于做一个只会喊口号、做事情只为了解气的“愤青”的话，中国人永远无法战胜日本人。不过碍于面子，我也没有说的很明显。这次想到加拿大人的教养问题，我不由自主的又想起了那个日本人说的“国民接受大学教育的比例是70%”这句话。

“接受大学教育”是不是使一个人变得高尚的因素，我想了好久。我不知道别的国家的大学是什么样子的，在加拿大人们上大学之前就已经很有礼貌了，大学里并没有教给学生要给后面的人扶着门之类的东西。而在中国则很多（有些时候可以说是多数）大学生也并不高尚。至于日本的大学是怎么样子，我没有经验，但我觉得在日本这种仍然非常讲传统规矩地方应该是学生上大学之前就有礼仪教育的部分了吧。因此我把那句话改改，也许说“70%的人都接受了礼仪教育并且被认为是有教养的”更合适。一个人是否完成了高等教育，与他们是否有教养应该是两个关系。很多中国人身在大学里甚至大学毕业后还是没有教养，我想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

因此我想到了一个通过更改教育体系来让人民变得更有素质的问题。当然家庭教育很重要，但我们如果在一些基础教育上，从小培养孩子的礼仪，会不会改变整个国民的素质呢？当然我们现在的小学、中学也有思想道德教育课，但还远远不够。我自己的经验是，小学时期老师不过是照本宣科，一般放学后学生怎么样老师就不管了；中学时老师只是教给我们思想要符合某个组织指定的思想，同时基于升学的压力，一切都变得功利了起来，老师和学生都不再注重个人的礼仪修养，只要学生不给学校和老师惹麻烦就行。这样子的教育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实际作用的。

另一方面，在一个高等学府中会带给学生什么变化呢？一位大学教师又会给学生带来什么改变呢？通过我的观察，国内的大学中，“辅导员”这个角色与同学的礼仪修养方面关系最大，其他的授课老师基本上是讲完了课就走。而“辅导员”基本上就是统筹协调学生事务，解决纠纷之类的指责，学生的礼仪修养怎么样，我觉得“辅导员”不会有太大的关注。当然我觉得也不能全怪“辅导员”，在之前的礼仪养成方面没有教育好，到了大学生的年龄就很难再管了。因此只要学生不会给学校惹来麻烦，也不明着冲撞“辅导员”，我想那些“辅导员”们也乐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在加拿大的大学没有“辅导员”这个角色，如果非要类比的话，我觉得advisor也许算是对应的职位。不过这边的advisor是被动的给学生提供技术支持，而不是主动的去管理学生。其实到了大学后，在学校里就没有人管学生了。大学把大学生当作社会人来对待，只要学生不触犯社会规范（道德与法律）就没人管你。而对于课程的教育来说，我的经验是越学到后来就越觉得从老师那里直接获取的信息就少了。当然老师也讲课，不过这些内容都是从书上可以查到的。如果想获得更多的内容，老师会推荐一些书，图书馆的藏书也算丰富。

所以我就想，既然大学生的知识很多都可以从书上获得，我们为什么不用书来代替大学里的老师呢？现在的价值观念认为，人力最值钱。请一位大学教师的费用应该要远高于买一本书的费用，那么我们用书来代替大学教师应该是可行的。很多老师的笔记，在几年前就已经写好了，一年一年讲同样的东西，我想教师自己也会觉得厌烦。当然也不是取消大学教师这个职务，因为我们还是需要书。大学教师可以写书，把自己的知识写成书，买给学生，给学生一定的时间，然后出题给学生考试，在期间也回答学生的疑问。同时老师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科研，把成果写成论文，则又是新的知识。而这一切都不必与学生面对面进行，通过互联网也可以很好的完成。这样大学教育的效率会不会更高呢？

在中国的所有老师阶层中，大学老师的工资也许是最高的。而如果从出力的程度上来说，我觉得反而是小学老师最费力气。国家每年会给不同的学校拨款，如果我们把拨款的比重更倾向与基础教育，在基础教育上把重点放在人文礼仪修养上，这样人民的整体素质会有所提高。小学、中学完全没有必要学太多的数理化知识，只要完成两点：一、教会学生怎么做人，就是基本的礼仪素养；二、教会学生必要的生存本领，比如基础数学，做交易总要会算帐吧；三、教会学生必要的学习工具，比如高级语言的掌握（外语、阅读、写作）和新兴工具如互联网的使用。有了这些最基本的知识，学生在下一步的学习中，完全可以按部就班的一点一点学成专家。我们初中学会了怎么用金属和酸获得氢气，之后如果不搞化学方面的研究，又有谁在生活中用到了呢？

同时，中国的现状是，有些小孩依然不能接触正常的基础教育，比如偏远山区的孩子、或者进城的农民工的孩子。贫穷是他们无法获得与普通孩子一样的教育，将来也导致他们的竞争力下降，两家的贫富差距会更加严重。没有上过小学、中学的孩子长大后甚至连阅读水平都赶不上接受普通基础教育的孩子，这直接限制了这些小孩在将来获取更高级知识的途径，这是最令人觉得不平的。我觉得与其在普通的基础教育中花那么大的力气教给学生们一些一辈子都用不上的东西，还不如把这部分力气放在普及基础教育上。国家再在高等教育上面进行一些经济补助，让穷人的孩子有机会接触高等教育。因为我们之前有改变大学的想法，所以要让学生完成我设想中的大学教育，应该不会花太多的钱。

当然，我这些都是空想，我也不会期望中国的教育会很快的往这上面发展，不过我认为这是正确的方向。我们很多人都津津乐道中国小学生、中学生与欧美的的小学生、中学生比起来懂的更多，这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基础教育给了学生太多未必有用的知识。而中国人普遍被其它国人认为没礼貌，也是基础教育没有教给学生应该的东西。其实两国的小孩长大后，欧美的小孩并没有因为懂的比中国小孩少而减少了竞争力；相反的，我们的基础教育更加僵化了学生的思想，让我们在高级科研领域里比不上欧美的学生。

现在我们的教育环境是让人无奈的，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好一点点，什么时候中国人可以更加“有修养”。

这个星期一直感冒发烧，到了昨天晚上才开始好了一点，因此一直没有去体育馆锻炼。今天下午上晚课，感觉身体已经恢复的不错了，就去锻炼了一下。

在换完衣服往场地里走的时候，看到了一家人带着几个小孩来锻炼，不由得想起了我前几个星期一直在想的问题──什么时候在中国，健身才能成为人们的日常活动呢？

我两年多没在国内呆，不大了解近期情况，不过两年前，根据我的经验，在济南，我在上大学之前和别人说到谁去了健身房，就感觉那人好像怪怪的似地。到了大学之后，我身边才开始有同学日常会去健身房锻炼。来到加拿大之后的第一年，我的另外两个同学说是在学校花了100加元左右办了一年的健身卡，并劝我也办一张。我当时一口回绝，以当时一比七的汇率，100加元已经算是挺大额的消费了，在我之前从来没有经历过，因此觉得这样子有点太败家了。到了第二年才开始习惯。

在我的观念中，去健身房不是生活必需品。当然身体健康很重要，但要保持健康，在户外跑跑步，或者在家里做几个俯卧撑就行了。而专门花一段时间在一个场所里，用各种器械来消耗自己的体力，用俗话来说就是“有劲没处使”。这也是我们从小到大学校的老师批评打架的同学的一贯用语。当然用器械来消耗体力比打架来消耗体力更文明、也更安全一些，但打架可不用付钱啊。所以如果深究起观念来，我觉得去健身房是一件比打架更恶劣的行为，是资本家的奢侈浪费。

而在几个星期前，我正在器械上做无氧时，又想起了这个问题。恰巧与我相对的一侧是一排让使用者模仿骑自行车的器械（我不知道它的学名是什么），与我正对的两台上面坐了两个小朋友，估摸着也就六、七岁的年纪吧。当时我立即觉得，在加拿大当地的两个小孩子，在六岁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去健身房了。而我一个二十多岁的中国人，还在怀疑去健身房是不是太奢侈。在这里，一家人一起去健身房锻炼相当正常，而在国内，健身也只是80年代后期出生的这一代人刚开始流行起来的事情。

它对我们的影响，我觉得是巨大的，体现在国民的身体素质上，其根本在于人们对于锻炼身体一事的态度上。在国内的思想里，锻炼身体几乎都是被动的。从小学开始，我们每天用来锻炼身体的时间，在于每天的课间操，以及体育课的时间里。一旦我们进入了大学，没有了每天强制性的这些活动，能坚持锻炼的只是少数人，然后有更多的一些人有一两种体育爱好，比如足球、篮球之类的，而大多数人则从此不再坚持锻炼了。而在加拿大，锻炼身体已经成为了生活上必需的事情。一旦养成了习惯，锻炼身体就是生活工作再忙也会抽时间进行的事情。

我考虑过造成这两者的原因。除了传统及思想的影响外，经济条件应该是主要的因素。归根结底就是我们不如别人有钱，要为生活而奔波，没有相当的福利，去健身房自然成了奢侈的事情。我才国内一直宣传的恩格尔系数，应该是把锻炼身体这一项去掉了吧。我们什么时候能把去健身房作为生活的必需品，大概才能在生活水平上和发达国家有的比较。

刚才从邮箱里看到了Zoom.Q同学在哲思社区分享了一篇博客，标题是《请不要将U盘启动强加于哲思－关于“U盘无法启动”事件的声明》。当时我看了题目感觉糊里糊涂，“U盘”和一个社区有什么关系了？但看了文章后，才知道了这原来是中国自由软件社区内的一场小风波。

根据文章上的描述，以及我看的一些相关文章（[1]|[2]），我简要描述一下这件事情：袁萌“事先征得哲思社团负责人的同意，准备趁 Richard Stallman 先生来京讲学期间，公开演示一下 gNewSense 自由桌面”，并把展示的工作委托给了白清杰。而白清杰在本来与袁萌商定的时间前在现场准备的时候，被哲思的工作人员告知“演示取消”。而徐继哲的文章说并没有正式把演示活动加入到峰会日程里，白清杰在文章的留言里说徐继哲只与袁萌联系了，并未与白清杰有接触。因此，当哲思的工作人员通知白清杰不会举行演示的时候，白清杰自然觉得生气与失望于是写了一篇《哲思怎么变味了》来表达不满，才有了徐继哲的那篇回复文章。

其实整体来说，这场风波就是一点沟通上的小误会而已。我只是从公开的文章上归纳事情的经过，从几方面给我的感觉是：袁萌和徐继哲在非正式的场合谈到了在徐继哲作为主要筹办人的峰会上做个gNewSense的展示，然后委托白清杰来干，但并没有正式的加入到峰会的日程里面，因此才有了上面的误会。

峰会的日程在这里，上面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进行什么活动都写的清清楚楚。当然有可能是在事后哲思对日程进行了更改也是有可能的，但一来对方也没有提起这件事；二来日程的观看者也不是一个，在事后修改日程无疑是打自己嘴巴，因此我相信从头到尾这个“不到5分钟的演示”都没有进入到日程中去。而我怀疑可能是袁萌单方面的认为凭借自己的知名度或凭借自己和徐继哲的交情，在两个多小时的活动中间插个5分钟没什么问题，结果哲思不答应，面子上很过不去，才有了这件事情。当然这是我不客观的臆测罢了。

说道不客观，我也确实对袁萌没什么好感，从一开始就是这样。首先我觉得袁萌的做法对于推广自己是有效的，但对于推广Linux是无用的。然后就是他的文章思想立意确实不怎么样。我很少看他的文章，因为看了总觉得别扭、不舒服，也没有什么我关注的技术内容。今天为了了解一下那场风波的来龙去脉，又看了几篇他的文章，同时又一次收到恶寒的冲击。比如《盼望Ubuntu 9.10（RC）发布，彻夜未眠》这篇文章，前半部分描述他在等待Ubuntu 9.10 RC版发布时那“小鹿乱撞”的心，还有什么每隔半小时就去官网上查看一次从凌晨一直搞到4点多等等。我们说一个人在不同的年龄应该有不同的精神面貌，文章后面也说他已经70了。一个70岁的老头却在装少男，怎不能让我感到恶寒。随便翻翻还在首页上的一些其它文章，也都是如此：比如说一篇文章题为《我和Java的一些往事》（光这个题目就让我很寒的了，如果他是Joshua Bloch那级的人物、甚至蔡学镛这样的人物，这个题目我可以接受，但袁萌用Java搞出过什么东西来吗？），里面说永中总裁曹参因为领导公司开发的永中Office是商业软件，因此袁萌说“在好几年时间里面，我有意不理曹参”。还有另外的文章中，又提到了Free Software和Open Source之间的差异。如果说袁萌是30岁之下的人，我可以理解，但一个70岁的老头，还在关注这些东西，实在让我无法苟同了。今天看文章知道了袁萌70岁，因此这段话我尽量客气的说。

还有我要说的是，袁萌在《盼望Ubuntu 9.10（RC）发布，彻夜未眠》一文中还提到，本来的打算是白清杰在展示完了gNewSense之后，送给Richard Stallman一个装有gNewSense的优盘作纪念。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心想有没有搞错啊？他们不知道gNewSense就是FSF搞出来的吗？如果不知道的话，袁萌这个所谓的RMS追随者可不合格啊；如果知道的话，这种行为和用毕加索的画送给毕加索当纪念有什么区别吗？可笑啊。

风波已经发生了，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本身就是一次沟通上的误会，没什么大不了的。但之后三方的回应就让我觉得反而更耐人寻味了。首先袁萌就是写的那篇文章，并在后面转了白清杰的《哲思怎么变味了》的文章；白清杰却得出了哲思受到了压力而因此取消了他的演示；徐继哲写文章出来澄清。袁萌的文章我前面也说过了，白清杰的观点让我觉得相当玄幻，有点被害妄想症似地，而徐继哲的文章则有点冲，特别是编号2的部分。

不过虽然是一次小风波，却真实的反映了在中国做学术，有太多的学术外面的事情干扰的事实。哪怕在自由软件社区，人情取代程序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最后，我也想说一下这次峰会。峰会给我的感觉，打个比方说，好比Canonical发布了Ubuntu 9.10 RC后，Mark Shuttleworth带头组织了Ubuntu社区的人举办了一场峰会，会议的内容就是新版本的Ubuntu多么多么好。而其他人都对于峰会的内容没有半点认知。哲思搞的这种峰会，就算搞100次，中国的Linux用户也很难增加100个。而且，“峰会”一词用在这里，不觉得有点别扭吗？

这两天有晚上上床小睡一会的习惯。如果白天精力消耗过度，就直接睡到第二天6点，如果白天精力消耗一般，就过一会就起床，继续搞一阵子。

刚才躺在床上，听到隔壁朋友在看阅兵式，脑中不禁思绪万千，觉得要下来写一点了。不过因为身在国外的缘故，现在我越来越对这类活动不感兴趣了。像奥运开幕、春晚之类的我都有意的不看。最多到后来下载了一次奥运开幕看了一下。所以我说的不是阅兵，而是10月1日这个日子。当然也和阅兵有一定关系，因为我们国家每10年进行一次大庆，我们也大概会有一次大型的活动，来表达我们莘莘学子对祖国的拳拳之情。而我这次自然想到的，则是10年前的10月1日发生的事情。

那年我刚上初一，一切都懵懵懂懂的，什么都不大了解，什么都想了解。尽管当时没有特别的感觉，但现在对于当时在班上学了什么东西，都不怎么记得了。那时的学习仍然在延续小学的那种状态，每天都被班主任兼语文老师留下来，不是默写就是听写，出错3处以上就要再来一次。我那时基本上都是7点多（那时正常的下午放学时间好像是5:30）才一个人骑自行车，走大约40分钟的路回家。那时我刚学会骑自行车不久，远不如后来随随便便就不知不觉的能回家。记得那时印象最深的是，我骑车经过泉城广场，在等红灯的时候，那里的大屏幕正在放新闻联播。由于放学后被留下，我对新闻的内容当然无法提起任何兴趣，只是在想：“现在才初一，难道之后到初三的三年中，我每天都要这个点才回家？”那时我对自己的学习成绩也没有多大的信心，“努力学习争取不被留下”的想法，不是不敢有，而是根本不会出现。

1999年的10月1日，我们济南育英中学要求每个一年级的学生参加一个活动。主题是什么我记不清了，反正和国庆有关，要表达我们对祖国的热爱，好像还有表达我们自己健康向上的那种精神。表达方式是我们一起从学校大门出发，向西跑步，大概要穿过两条马路的样子。今天想起来，有点像行为艺术的感觉，一样让人摸不着头脑。活动非常严肃，不允许请假。我的一位同班同学，本来家里打算趁十一假期回趟老家，结果就算家长出面也没有被准假，让他们一家在背后恶骂不已。

那天学校要求我们很早就到学校。具体时间现在自然记不清了，但既然很早，想来大概是7点的样子吧。像我这样家离学校很远，需要骑车30多分钟（狂奔等级）才能到学校的，自然就比较痛苦了。到了学校后，我们先在教室等着。由于没有课，我们就在教室里开心的聊天。然后大概到了似乎8点半到9点的样子，我们在操场集合，被带到校门口，也没有管什么队形，就像马拉松一样，一个班一个班的跑。当时似乎刚下了毛毛雨，地上湿乎乎的。而我们的班长正好在我后面。他的意思是让我使劲跑，别掉队，于是在后面手放在我的背上不住的推我。他也没有使劲，但我竟然被绊了一下。本来也没有什么事，但由于他在我背后轻微的作用力，让我就这样跌倒了。于是当时还比较干净的校服，就沾上了一些泥巴。

更扯的是，当我们跑到了东方大厦的时候，竟然谁也不知道该干什么了，该跑到什么地方位置。校领导也没怎么有指示。于是我们就稀里糊涂的回家了。一切活动，进行了不到20分钟就完了，让我那位想回老家的同学哭笑不得。为了这么几小时的事，不能回老家，党与国与家的主流社会价值也淋漓尽致的体现了出来。

我是回到姥姥家，在那里看的看阅兵式。当时时值国家50大庆，据家人解释说阅兵式相当隆重，当时看的我是心潮澎湃，意犹未尽。遗憾的是阅兵式是每10年举行一次的。1999年我在想，要等到下次的阅兵式，还要等10年，那时候我已经上大学了吧，这是多么漫长的岁月啊。10年时间，现在看来，真得是白驹过隙，似乎是刹那间的事情。而1999年的阅兵式，可能是我有生以来唯一一次看直播的阅兵式了。1999年的10年前，我才2岁，而现在分析起来，那时候国内的环境，在四个月后的中国，能有怎样的阅兵式啊？！

10年，感觉上一瞬间的事情，但事实上却发生了许多。刚才在Twitter上看到有人说，江爷爷看上去不如往年壮实了。岁月衰人老，想当年看江爷爷在车上喊“同志们好”的飒爽英姿，心里不由得一片唏嘘。其实，何止是江爷爷，我们大家都老了，或者说是“成长”了。那时的我非常希望能入党，最好能步步高升，什么时候坐到江爷爷的位置，能够大展宏图，带领祖国人民“屹立与民族之林”。十年后的我，感觉在国内自己什么也不是，十年前脑中幻想的一切，看上去是那么的飘渺，与自己是那么的遥远……其实毕竟人都是要老要死的，就算是生前做了任何的伟业，无论死后还有没有意识存在，不都是一场空吗？我似乎很久之前就能看开了。

现在想来，唯一让我耿耿于怀的事情，就是我记得是在我小学四年级，也就是97年的时候，姥姥家就又过去的简易楼搬到塔楼里去了。但另一方面，我又觉得1999年我在看阅兵式的时候，是在老式的简易楼里发生的，看的也是那个十几寸的小彩电。虽然我近几年记忆力下降，但记忆冲突这还是第一次。

今天在JavaEye收到一封站内信件，说RubyConf China 2009将在5月21日在上海举办，届时Matz会有一个小时的演讲。可惜我不能回去了，如果我在5月回家的话，说什么也要去看一看。

目前只能寄希望于Confreaks可以做录像报道了。

活动网站是http://rubyconfchina.org/，从那里可以免费报名。

于丹在“百家讲坛”里的节目是我最不爱看的百家讲坛节目之一。我过去想不出来原因，但就是对她的节目感到莫名的厌烦。昨天晚上和母亲的一番电话里，我突然有了一点明确的感觉，刚才洗澡的时候总结了一下。

我母亲算是半个于丹的fans（也许是全个，但我没见过其他的于丹饭，因此不好说）。首先是于丹的“心得”她几乎都看，还劝我一块看。于丹出了《论语心得》，她在书店看到了就很想买一本，于是最终我们就买了一本。昨天电话里说，之前什么时候她又看到了于丹的书，于是又买了两本，但也没怎么看。我不知道其他于丹的fans会不会在买回于丹的书之后努力研读，不过我猜真正能从头到尾读完的也不多吧。

后来我总结过为什么身边的人只有我不喜欢于丹，结果发现，似乎只有我读过《论语》。初中时教育部推行的“中学生必读文学XX本”时，家里买了全套。其中有一本就是《论语通译》，后来成了我的“厕上”读物之一。那时候我不敢说全部，但我感觉80%的话我都能背的差不多。当然不是按顺序背，而是只要有人起个头，我就能把那一段背诵下来。而里面包含的故事道理则是再清楚不过了。后来看于丹讲的，也无非那样，因此就一点也提不起兴趣来。

相对于“百家讲坛”的其它节目，我就觉得比于丹有意思多了。后来仔细想原因，发现主要是我对他们讲得东西不是很了解。如《三国志》我就没看过，因此觉得易中天还不错；《红楼梦》我也没有读全，因此觉得刘心武说的也有那么些道理。

后来我想到的是，《论语》中的道理就是那么多，就放在那里。其实那些道理在《论语》之外照样看的到。道理有不同的传播方式，而于丹的工作，相当于把道理用《论语》来包装，然后再在观众面前把这层包装给剥开，把道理展现在观众眼前。经过这么一“剥”，原本观众所熟知的道理，则又变得那么“新鲜”了，因此观众觉得从于丹那里学到了新东西。而事实上，“尊师重教”、“民贵君轻”、“平息干戈”的道理我们还不知道吗？只是于丹用《论语》这个你所不了解因而畏惧的东西来狐假虎威罢了。

因此，别人讲的历史与文学我不敢说，但于丹讲的“道理”却是这么回事。我们在看于丹《论语》心得的时候，看的是“于丹心得”而非《论语》。不过于丹的外部形象又适合她去做这个“秀”，她也有这个作秀的能力，而这一点则实在巧妙。因此我觉得，于丹要是想在像我们这种人身上再捞一笔的话，出一本名叫《于丹“于丹‘论语’心得”心得》的书来教给我们怎么作秀，应该会大卖吧。

今天打开Google Reader，按照我一贯的先解决新文章少的blog的习惯，上来就看到了Herock Post的这篇文章。

整个事件目前真相未明，但事件带来旁观者的改变让人挺无奈的。让这几天一直沉浸在思考“思考”的我不禁要问：

这合理吗？

今年的二月16日开始的一个星期我们学校称之为“Reading Week”，实际上就是期中假期，也可称为“春假”。我正好利用这些天来整理一下从开学到现在所学的内容。

今天整理了一下“计算机伦理”这门课的笔记。刚开始上课的时候对课程没有概念，于是课堂笔记就胡乱的记录在几张纸上。现在对课程的理解有了一定程度，就筛选、整理初比较重要的内容，抄在真正的本子上。

刚才整理了这门课的第二堂课的笔记，那时老师在给我们简要的介绍为什么学校会有这门看似和计算机科学没有什么关系的抽象课程。其实这一段时间我也理解了“计算机伦理”的重要性，但总觉得它是离我们相当遥远的事情。但刚才笔记中的一句话给了我触动，原来结合中国的国情，我们是非常严重的需要“计算机伦理学家”的。

触动我的这句话是“We shouldn't let others to decide the planet of computer”，翻译成中文就是“我们不应该让别人来决定计算机的命运”。这里的“我们”指的是计算机科学家、以及将要成为“计算机科学家”们的计算机系的学生们。“别人”只的是其它学科的人们。

这句话的背景是：计算机发展了这么多年，但真正探讨“计算机伦理”的先驱们很多却不是“计算机科学家”。相反，真正决定计算机“伦理”的人们却来自法律学家、哲学家、与极少数计算机工程界的人们。而很少有人以计算机科学家的身份来决定计算机伦理的概念、性质、政策等等。这样就造成了一个问题：真正懂计算机，对计算机领域有深刻见解的人们没有了话语权，而决定计算机命运的政策却由一些对计算机不那么了解甚至不懂计算机的人们来制定。为什么在中国除了CNN等一些社会类网站外，一些自由软件的网站、维基百科、flickr等计算机相关的网站也常常无法访问；为什么中国不允许使用无线网络；为什么中国移动不允许个人使用路由器来分享网络；为什么中国盗版这么盛行……由不了解计算机的人们来指定计算机界的规则，是造就这些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一个事实是，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计算机科学家们自己放弃了相关的话语权。本身社会就对“计算机伦理”的认识相当肤浅，也没有特别重视，计算机科学家们沉浸于计算机技术中，也没有对“计算机伦理”方面的规则空缺、甚至概念空缺有相应的警惕。不仅中国，欧美发达国家一样如此，这里的人们对“计算机伦理”的认识相当空洞。

这就是我们要研究“计算机伦理”的价值所在。计算机引起的社会问题的处理方案，应该包括计算机科学家们的影响。

我很赞同Windstorm在“社会的自私化发展—博弈论分析二”一文（也就是上一篇文章中介绍囚徒问题的文章之一）中的这么一段话：

当然，上面所有的分析都是天真而理想的分析。事实上，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文明，让人不会，至少短时间内不会陷入全背叛状态。文明在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作用就是促进了合作，事实上，人类文明社会就是一个在重复不断相互作用—–你也可以说利用——的人群，而某些作用必然会在自身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做出选择。这就是一种博弈的平衡。

刚才在车站等车回家的时候（我坐公交车上下学，是为了环保还是因为我没有车？:)），想起了小时候看的电视剧《绿卡族》里的一个镜头：那位带着儿子回国的男人，在美国适应了那边的道路交通，结果爷俩在中国着陆后，半天都没有过去一条马路，原因是车辆不让行人，导致他们走一半，看到有车冲过来就赶紧退回马路边去。这应该是文明达到博弈平衡的例子。公认越“文明”的国家，发生“邪恶基因”主事的机会应该越少。

另外，虽然我是属于“向善”的一类人，但等车的时候我也想到几乎不可能做到在任何方面都做“善良的基因”。因为今天晚上锻炼结束后在公共澡堂淋浴时，在淋下来的水的“掩护”下小便，因为我不想走出澡堂走到厕所……

今天的伦理课上老师讲解了这门课的学期论文的主题与要求。我们的论文主题是“Net Neutrality”，也就是“网络中立”的意思。网络中立这个中文翻译并不是对"Net Neutrality"一词的精确表述。举例来说，ISP限制用户的网络带宽与月流量，对于“中立”一词应该没有什么关系，但确实是"Net Neutrality"的一个话题。

网络管制当然是其中的一项重要话题，老师也在课上提起了。他说“如果你在中国用Google搜索一些东西，你会……”，然后是关于Google的著名信条“Don't be evil”的探讨。这时下面有同学就说道关于Google被劫持到Baidu的事件。

作为在场的少数中国人之一，我当然有很深的感触。其中最强烈的一点是中加（应该不止加拿大）两国人民的信息不对等。长城在古代的作用是抵御外族入侵，现在长城的作用是抵御外族信息入侵，也就是堵住中国国民的耳朵。对外国人民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人们是否应该接受被过滤了的信息，这也是一个容易引发强烈讨论的话题，我不打算在这里做出讨论。但当我想起这件事的第一个感觉，是觉得中国人比加拿大人接触到了更少的信息，无论这些信息是好是坏，总是比别人少了，应该算是一种吃亏吧。

此外，信息这种东西，我的感觉是，接触的多总比接触的少好。不像“债务”、“疾病”之类的东西，多不总比少好，信息应该是越多越好的（此处不讨论信息过载的问题）。原因？信息是引发思考的一项重要因素。我最近常常感到我们比老外少了很多“正确”的、“有效”的思考，也就是critical thinking，这与所谓“信息不对等”也有很大关系。

模糊的来说（因为我没有精确的证据支持），我感觉国内，至少是网络环境里的种种问题，就是我们缺乏有效思考造成的。而这种思考能力的缺乏，应该与原始信息有很大关系。

Photo @ University Centre at University of Manitoba.

RSS带来了一个获取信息的新纪元应该算是不为过。想当初我第一次用RSS阅读器时（那时用得就是Google Reader）是2005年，那种激动的心情简直没法形容。当时以为RSS应该势如破竹的成为大家首选的阅读方式是理所当然的。结果两年后的今天，我身边的人们依然不知道RSS为何物，依然不知道阅读器有什么用。网上有很多人也赞同RSS阅读是一种小众阅读方式。但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就没有人来用，我今天想到了一点理由，那就是人们上网的目的不同：我身边的很多人把上网当作一种娱乐的方式，而不是信息交流的手段。

这个想法是基于李开复在Carnegie Mellon大学的演讲：Google in China里面对中美两国网民的比较。在上面的视频大约2:18的时候，李开复讲到中国网络环境与美国有很大不同。美国网民的平均年龄为45岁，而中国网民的平均年龄为25岁；美国网络有大量的、多样的信息供大家获取，而中国很少。

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在中国，上网的人多是年轻人。他们在网上QQ交友、联机游戏、下载音乐、看别人的页面（我就看过一位同学顺着QQ的联系人列表一个一个看他们的QQ空间，相比起来校内网的“新鲜事”可是一大进步）……可以总结为一点──“娱乐”。我不是很清楚美国的网民上网都干些什么，但确实见到加拿大当地人天天查看并回复电子邮件。而平均年龄45岁的中年人群估计也没有什么闲心情去一个一个的看朋友们的“QQ空间”吧。而且在这边（相比美国，加拿大的网络还是落后一些），网上银行付账、大学选课、网络购物已经比较成熟，在日常的应用也更多。总结起来，可以算是“生活”。

而“娱乐”和“生活”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娱乐”的目的之一为尽情消耗一段时间；“生活”则需要尽量节省时间，办更多的事。

而这也正解释了为什么RSS在国内不流行。RSSDay网站上的演示视频在讲RSS的好处时，不断强调“会节省你很多时间”。可问题是大多数中国网民上网为了娱乐，为了消耗空闲时间，而RSS节省很多时间，显然和上网的初衷背道而驰。而RSS也真正被一些感觉忙不过来、上机时间很短的人所喜爱，因为它确实节省了很多时间，方便了生活。

由此可见，要使RSS在中国流行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只有互联网真正融入到中国人的生活当中，RSS的优点才能真正体现出来。

我刚刚看完了CCTV（中国大陆最大的国家级电视台）新闻频道的一个栏目《本周》，主题为世界助残日。里面讲述了大伟先生为盲人服务的故事。他为了帮助盲人更好的了解世界，开办了”心语影院”，在一个房间里一边播放电影一遍为盲人们描述电影画面。那天他为许多为盲人”播放”了电影《导盲犬小Q》，当我看到盲人朋友们被电影情节感动而流下了泪时，我真的感觉热泪盈眶。

大伟还在自己加的小院子里办起了盲人的主题公园。他和志愿者们在里面摆放了各种各样平日里盲人们无法接触或很难接触的模型，如卡车、火箭等，供盲人通过触摸来了解这些东西。

节目最后，大伟与盲人朋友们一同唱起了《感恩的心》。虽然他们唱的有些跑调，但我那时也满脸泪痕了。

节目主持人贺红梅告诉大家，目前这知识大伟的个人行为，活动还很不完善。她在电视上号召捐助以及志愿者。

在听力课上和外教Barton聊天，他提到中国在20年中会有两个政党共同执政，就像美国一样。我们都表示了怀疑，他除了说“Trust me”外，更提到“比尔盖茨的财富可以把整个中国买下来”。如此一来，全班（7人左右）都惊愕了。

Barton得意的给我们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道理，还说中国历次朝代更替都是money引起的，而且每个成功的革命者都是拥有巨大财富的人。他距离说创立唐朝的李渊，就是一个富豪。然后他分析道，比尔盖茨到中国来，可以合法的在中国购买土地。当他购买了所有土地的时候，中国就是他的了。虽然百姓可能感觉不到什么，但中国的高层在这时候已经转换了。

我们找了各种理由反驳他，例如“法律不允许”啊、“政府不同意”啊，但他的意思依然是“Trust me”。虽然驳不倒他，我还是觉得他的想法太不靠谱。你们觉得呢？

办理出国签证需要到北京的医院去查体，虽然麻烦一点，但这次我倒是体验了一次乘坐“和谐号”的感觉。

坐在“和谐号”上，明显感觉到和以往坐火车有了不同。车内的硬件设备非常先进，大有“鸟枪换炮”的感觉。座位明显比过去宽敞，乘坐起来非常舒适。但我感觉最大的差距不在于硬件的更新，而在于软件质量的提高。

所谓软件，即乘务员的服务。过去人们对火车系统的服务一直颇有微辞，因为垄断与人们的需要，火车上的工作人员，甚至车站的工作人员，都“底气很足”，脾气冲的要命。这是大约十年前的事了。近几年来，火车系统的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改善了很多，让我们比较满意了，但与航空系统相比，仍然差了很多。

现在我在车上，看到的不再是态度冷漠的，大呼小叫的列车员，而是年轻美丽、和善优雅的“列车小姐”，她们给人的感觉，完全与“空中小姐”们有的一拼。她们在车厢中来来回回为旅客服务，甚至为旅客们倒水，让我体会到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不仅列车员们如此，我们乘坐的这趟车的列车长，也给人一种和蔼、容易接近的感觉。她大概有四十岁，去北京时有一位旅客对行李问题有点意见，在车上高声“指点江山”。结果这位列车长一直微笑的为他解决问题，不一会就把这位旅客的火气化於无形。

总之，这次乘车的体验，我是基本满意的。看到国家的制度越来越完善，我非常高兴。只是，这个“和谐”二字，是不是又喊得太滥了。

Blog这种媒体在中国普及尚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其中的关键因素是愿意花时间阅读的人仍然很少。

随着电视这种媒体的普及，在中国出现这种情况算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大多数人把看电视当成一种休闲方式，而把阅读当做一种事情来做。这种情况也与中国的教育方式有一定关系。在中国的学校里，绝大多数的学生要通过课本来获取知识。而通过实践来获取知识的教育方式在中国的学校里几乎无法见到。这样的话，学生们在课余时间会把看电视作为放松的方式，对于报纸、书籍则被认为是最可恶的“课外作业”。

因此，当我们向这种学生推荐一篇blog时，他们大多数不会高兴的来阅读，顶多心不在焉的敷衍一下。特别是一些同学把计算机当成游戏机来用，怎么可以把时间花在读blog这样无聊的事情上呢？

这种想法最近一直在我的脑袋中盘旋，因为我向一些人推荐那篇有趣的“蔡依林的部落格”事件时，他们大多数没有阅读完毕就转而干别的事情了。其实这也怪我，我为什么不找些关于游戏的资料来给他们读呢?

近几天偶尔早起，一般我会打开电视。而此刻并未有什么精彩节目，因此看中央台的”朝闻快报”就成了一个必然的选择。约三年前，我上高中时每天起得特别早。吃早饭时，也是看的”朝闻快报”。把现在的朝闻快报和那时的比，我感觉有很多越来越烂。

其中变化最大的也是最让我反感的就是预报天气的模式了。过去天气预报一般是很自然的插在播新闻的中间，让人一目了然。天气预报本身也是类似晚上新闻联播后那场天气预报的样子，这样最让人舒服。而今天似乎CCTV一位追求所谓的”衔接”，非要让两位主持人通过大屏幕和气象台的播报员”假惺惺”的问好，”假惺惺”的询问”今天的天气如何”，然后才开播。而这位播报员也远不如从前严肃，貌似求一种”随意”的意境，可明显给人一种做作的感觉，原不如杨丹播的自然。还有，在播具体城市天气时不但不求清晰明了，反而非要在两个城市之间加上些什么。比如说，两个城市天气状况相同时，一定要在说第二个城市是加一个”也”字。表面上看起来是有了衔接了，可让人怎么听怎么不舒服。

不只是天气预报，播报新闻时也闹过笑话。比如今天早晨，”朝闻快报”由文静、赵普负责主持。文静在读完报后，边向旁边的桌子走去，嘴里边说”这一时段的报纸就为您读到这里，下面我回到主席，和赵普一起为大家播报新闻”（大概）。可刚刚坐下，赵普来了句”下面我们看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为您播报新闻”。这明显是衔接不完善、配合不默契造成的。

这样的播报方式是从哪学来的呢？我想我们不难从中看到上海东方卫视的早间新闻节目”看东方”的影子。”看东方”打破了新闻播报时的严肃场面，由一位帅哥和几位美女以一种谈话的方式向大家传递信息。不由得让人看后眼前一亮。尤其是负责天气播报的朱丽叶，她说话时小女儿的表情，撒娇似的声音，更是让看了十多年中央台严肃的天气预报的我们解除了”审美疲劳”。另外，短信互动话题等活动似乎均从东方卫视众借鉴而来。

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本是好事，可邯郸学步，东施效颦可就不好了。一个电视台，尤其是新闻节目，一旦丢失了自己的风格，我认为是件相当不妙的事情。中央台嘛，中国的国台，严肃认真就是它一贯的风格。虽说有时这种风格过于沉闷，主持人也不及东方卫视的姑娘们那般养眼，可它就是让人信服、踏实。现在倒好了，风格是活泼了，可你作为”国台”，还是要顾及身份的，再活泼能活泼过人家地方台嘛？搞来搞去，最终只弄一个”画虎不成反类犬”。

我记得赵忠祥的自传回忆录《岁月随想》中有这么一段。当年他播新闻联播时，要求教条般的严肃。有的女孩子念错了台词，习惯性的好吐舌头，结果遭到了台里领导的狠批。让她知道播报新闻的严肃性。今天我们不要求这样严厉，可最起码的严肃还是要有的。